我张罗出版《周振甫文集》

1996年春天，我约请老友王立道到北京，一起写作《画家黄胄》。他现在是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星期天，由我出面，约请10位老同事到我家里喝咖啡。

我请来的老熟人，有《海鸥》的译者斯庸，有《王若飞在狱中》的责编张羽，有《凡尔纳选集》校阅人施竹筠，有《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的发稿人凌芝，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副社长王业康等人。还有我的好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发行工作者王久安——他能组织全国几百家出版社及上千位新华书店的经理在北京开图书订货会，成交额十多个亿。我没有请周振甫先生，因为他年事已高，我又住在五层楼上，所以不敢惊动他。不知道哪一位仁兄将我这个活动的信息透露给他。他带着两斤点心，爬上五楼，气也不喘，赴会来了。

客人多，有坐在沙发上的，有坐在椅上、凳子、床上的。周先生不坐沙发，他说坐沙发窝下去起来不方便，他要坐在椅子上听大家侃大山。热闹了一阵以后，周先生用江浙音很重的普通话细声告诉坐在他身边的老施和凌芝：“啥个啥个，我有一本书重印4000册，只拿了两百块钱稿费……”

老施她们还没有答话，我连忙插嘴：“什么什么？印了4000册才200块？我替《北京日报》写的文章，两千多字就给我300元。”

正所谓“谈笑有鸿儒”，两三位鸿儒一迭连声对我说：“黄伊，你当振甫的代理人好了。他年纪大了，又没有你搞公关的本事……”

客人走了以后，我一边收拾桌椅板凳一边想：振甫写了《诗词例话》、《小说例话》、《中国修辞学史》、《文心雕龙注释》、《鲁迅诗全编》、《毛泽东诗词讲解》……在读者中有广泛影响。他帮钱钟书先生整理出版《谈艺录》和《管锥篇》。我跟振甫一起当编辑时，哪一句古诗我查不到出处就请教他。在干校时，我们还一起放牛。现在他已到了耄耋之年，我不帮助他谁帮助他？

接连3天，我筹划了两件事：一、请周先生开列他全部作品清单，并授权给我，联系出版他的全集。振甫一共出版了27本书，600多万字。他说：“啥个啥个，我的著述水平不高。某某、某某出版社是不会接受的。你如果能找到地方出版，不要用全集的名义。跟钱先生一样，用文集的名义好了。”二、我找了管出版的洪鹏，管编辑的李裕康，管资料的朱肇本，当然包括那位能人王久安，通报了振甫同意出版文集，由我与有关出版社联系，一旦需要，请诸公鼎力支持。我们还跟小孩子一样拉了勾。

出版十卷本的文集，需要很大的投资：一要出版社有眼光；二要有较厚的财力。我写了4封内容相同的信，3封给有关出版社，一封给新闻出版署长于友先。我在信中说：“据我所知，无论在出版界、著作界或学术界，能够取得像周先生这样丰硕成果的人，恐怕不很多。现在周先生已85岁高龄，我们计划寻求有关出版社及领导机关的大力支持，出版《周振甫文集》。”

经过我认识的一位外省出版社副总编的协助，一家出版社先是同意接受，后来提出我很难接受的条件。我正在冥思苦想，忽然接到于署长委托图书司给我的回信，表扬我热心出版的可贵精神，并说鉴于周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及对出版工作的贡献，拟将此书列为九五重点规划，信中说，出版此书如有困难，可及时向他们反映，图书司将积极支持文集的出版，公章上有一个大国徽。

接到这封公函，我立即去拜访周先生。他的孙子将一张台湾《中央日报》给我，上面有一篇长文，共两版，高度评价国学专家周振甫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我当即决定，将出版署的公函及这篇文章，各复印5份，我马上去找老朋友王久安。

我后来才知道，久安得此消息，主动找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并将所有材料，交给中青社的总编辑陈浩增，老陈大概和胡守文社长商量了，同意接受出版此书，并让久安传话给我，我说：“如果中青社决定出版这套文集最好也没有了。”于是，社长、总编、副总编、室主任，还有久安和我，一起开会。陈总编说：鉴于周振甫先生的成就，他又是本社原来的编辑，所以中青社决定投资100万元，出版文集。胡社长点头拍板，并决定由古典组刘艳丽组织一个编辑小组，专门负责此书的编辑出版事宜。

最近，久安告诉我，《周振甫文集》共十卷，将于今年初出版，并且是中青社今年初参加’99北京图书订货会的重头戏。得此讯息，我十分高兴。我对振甫说：“《围城》当年重印出书时，钱先生不但送了一本书给我，签名盖章，还在书上题词。说是此书最近三次重印，皆承兄费力操心，聊奉一册，以表谢忱，并志交谊。所谓“秀才人情纸一叠”也。你这套书出版以后，也要跟钱先生一样，送一套给我，并且签名盖章，还要题词。”振甫慨然应允。